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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电影《滚蛋吧！肿瘤君》的良好口碑让观众记住了编剧袁媛；三年后，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获得超过12亿票房的成绩，编剧之一袁媛成为第一个从河南走出去的“10亿+”编剧。对于这位1980年出生，祖籍山西大同，从小在河南濮阳油田长大，200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新闻系的年轻人来说，“《后来的我们》获得这么好的市场成绩是团队合作的结果，而自己当初做编剧的目标是想当导演”。昨日，袁媛在接受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目前她已经开始筹备自己担任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短片，她想先导一部和自己生活相关的电影。
关于剧本努力把《后来的我们》本土化
当初是张一白找刘若英执导《后来的我们》，袁媛也是受张一白的邀请创作剧本。“不是《后来的我们》，是更早的一个电影剧本。”袁媛说，“后来才接触到刘若英的《过年，回家》，刘若英表示想做这种类型的电影。”在袁媛看来，这是一个很有台湾味道的故事，由于何昕明（《后来的我们》编剧之一）和刘若英都是台湾人，他们的作品肯定会台湾气质很浓。袁媛说：“张一白导演和我都觉得，如果要在大陆上映，肯定要改，要符合大陆的气质，所以《后来的我们》剧本就在保留《过年，回家》故事内核的基础上做了修改。”
谈到和刘若英的合作，袁媛坦言肯定有过创作上的分歧，因为两人都是独立的创作个体。“我有我的想法，她有她的思考，但电影又是一个以导演为核心的产品，编剧就算有自己的想法，最终也是要为导演服务的。我们在创作上会有交锋，会有想要互相说服对方的时候，但最终一定要以导演的意志为最终目标。”
袁媛透露，影片中田壮壮饰演的父亲在车站叫错了儿媳名字，这个点当时她不太能接受，感觉这个设计有点儿刻意，因为儿媳当时都怀孕了，父亲也不是第一次见到儿媳。“从合理性的角度来考虑，我不是特别能接受，但是导演在她的原著中强调了这一点，她也非常有感觉，坚持用这个方法去传达自己的意图，我们最终也都同意了。”
片尾父亲读信是全片的泪点，但袁媛一开始不建议保留那封信。她说：“当时信的内容和最终版不太一样，更多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可能内容传达得不够精准吧，我会质疑它存在的价值，感觉观众会觉得奇怪。前面被见清和小晓的爱情感动，最终突然冒出父亲的寄语，感觉怪怪的，但导演坚持信是小说里重要的一笔，电影中必须得有，是不能去掉的。所以我们只能在内容上下手了，信的内容好多观众都说是金句，其实是我们集体创作的结果。”袁媛笑着说，“很多评论说实际上爱情的部分没怎么感动，最后被父亲的那封信感动了，这说明信还是有用的，有存在的必要。”
关于争议男女主角分手是因为认知差别
很多人不明白片中互相深爱对方的见清和小晓为什么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分手了，而袁媛认为这恰恰就是现实生活中最容易发生的事。袁媛表示，小晓其实是成长的，她懂得怎样才能真正去爱一个人，但见清是“我为你付出，为了达到你的目标，你就得接受我”，两个人的想法已经走岔了。“到最后，见清说我已经有房子了，你回来吧，这种潜台词就是我现在富了，你以前不就是因为我穷，买不起房才分手的吗？现在我富了，你就应该回来了。实际上这句话让小晓觉得自己被看轻了，‘原来我在你心中是这样一个人，我是因为你穷离开你，或者你富回来的人’。两个人的认知发生挺大差别时，走在一起的可能性就已经不大了。见清这种简单粗暴的理解跟女性对爱情的理解是不同的，这就是他们两个不能在一起的根本原因。”
关于成长
用自制力约束自己的膨胀心
自己参与编剧的两部电影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袁媛表示任何人面对这样的成绩都很难做到一点膨胀心都没有。“机会多了，精力就会被分散，对创作来讲不是好事，只能靠自制力来约束膨胀心。一根弦一直在我脑子里绷着，告诉自己别太骄傲，别太张扬。《滚蛋吧！肿瘤君》上映后有朋友告诉我，接下来你会面对这样那样的诱惑，可能会遇到滑铁卢。其实我觉得《后来的我们》的运气成分更多一些，从作品本身来讲，我不觉得自己完成得有多好，但是有特别好的导演、监制，以及优秀的营销团队，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成绩。”至于目前收入是否飞速提升，袁媛笑道：“只能说刚刚脱贫而已。”
《后来的我们》引发的“退票事件”依然未见结果，袁媛认为事件真相是怎样的目前众说纷纭，但观众看完电影后不关心电影本身而是关心电影背后的事情，这对创作者来说是挺大的打击。“不过如果能够通过一部电影，推进行业规范有序地发展，也算是为国内电影产业做出一点贡献，我们要两面性地看这个事儿。”袁媛说。
经过两部电影长片后，袁媛目前正在规划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是小文艺片，顺利的话今年下半年就能进入拍摄期。郑州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袁媛又在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念完研究生，她说：“当初是为了当导演才去做编剧的，我还是想导一部跟自己生活相关的电影，这种题材是我能够把握的，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出发，会让我更有信心。”
记者：大河报·大河客户端王峰实习生王梅竹
编辑：河南商报 郭爽
来源：大河报
